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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贸委


关于认真做好2002年春运工作的通知

国经贸运行[2001]13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

　　2002年春节运输从1月28日开始，至3月8日结束，共计40天。为认真做好2002年春运各项工作，让全国人民欢度新春佳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确保客运工作圆满完成

　　据预测，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17．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其中：铁路1．3亿人次，增长2％；公路15．8亿人次，增长4％；水运2430万人次，下降8％；民航725万人次，增长1．5％。

　　2002年春运工作的指导原则是：“以客为主，客货兼顾，安全有序，优质快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春运工作，成立由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经贸、铁道、交通、民航、城建、公安、劳动保障、旅游、民政、工商、安全监管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的春运工作领导机构，全面负责本地区春运工作，综合制定春运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加强联系沟通，共同做好春运工作。对春运工作所需人员、经费等，各地人民政府应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安排。

　　各地春运领导机构的办公室设在经贸委(经委)或综合运输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春运的日常协调工作。各级经贸委或综合运输管理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区春运的规律和特点，做好春运期间的客货运输组织工作。要制定应急情况下的预案和对策，及时掌握春运动态和信息，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

　　二、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运输安全

　　各地政府要组织公安、交通和安全监管部门提前做好春运安全准备工作。在春运之前组织力量进行一次春运安全检查，排查事故多发路段和夜间行车安全没有保障的路段，增设警示标志和道路安全保障设施，改善通车条件。加强安全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各项安全规章制度。春运期间要如强对运输设施的检查维修，确保车船、飞机及其他相关设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车站、码头、机场等公众聚集场所要严格管理，加强值班，认真做好防火、防爆工作，并制定事故应急预案，确保万无一失。气象部门要认真做好气象监测和预报工作，为运输部门和企业提供准确的气象服务。

　　2002年春运要继续把制止长途客车超载作为安全工作重点。各地公安和交通部门要在总结近年来春运工作和今年道路、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经验的基础上，共同制定反超载方案和措施。要认真贯彻国家经贸委、公安部、交通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卧铺客车生产、使用和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经贸产业[2001]1025号)和公安部、交通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公路客运交通安全管理的通告》(公通字[2001]83号)的要求，加大对公路客车超载、农用车载客等违章行为的查处力度，严禁非法改装车、农用车及其他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船舶)参加春运，遏制客运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

　　三、强化治安管理，改善运输秩序

　　强化交通沿线和车站、码头、机场周边地区的治安管理，确保广大乘客和交通工具的安全运行。要集中力量对重点地区、重点线路和重点部位进行综合治理，严防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各种破坏行为，严禁旅客携带“三品”乘坐车船、飞机旅行，严厉打击车匪路霸和危及行车安全的犯罪活动。规范客运市场，整顿运输秩序，打击“拉客、倒客、‘宰’客、倒卖车票、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维护旅客的合法权益。

　　四、安排充足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铁道、交通、民航等运输部门要根据客流变化规律，提前做好运量预测工作，根据各种交通方式的特点及不同地区的客运需求，合理安排运输能力，适时增开列车、班车和航班。要充分考虑民工、学生及假期旅游的客流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运输方案。为应对客流及气候的变化，要适当储备应急运力，提高应变能力。城建部门要重点抓好铁路、港口、机场、长途汽车站等与市内交通的衔接疏运。劳动保障部门要在民工输入、输出集中的地区做好民工客流的重点监控工作，及时发布劳动力市场信息，组织引导民工有序流动。

　　春运期间，各运输部门在重点做好旅客运输工作的同时，要统筹安排好节日市场供应物资和重要工业原材料、外贸物资运输，保障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在客流量比较集中的地区，要提前安排好重点物资运输，尽可能减少旅客运输对货物运输的影响。

　　五、发挥舆论作用，提高服务质量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作用。广泛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及时发布春运动态和车船、航班、气象信息等，为旅客出行提供参考和帮助。在大力宣传报道好人好事的同时，也要及时揭露批评不正之风。

　　各运输部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合理增设售票网点，组织上门售票或流动售票，延长预售日期，开展铁路客票联售、异地代售、往返联票等业务，维护站车秩序，为旅客购票和出行提供方便。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运输正点率。

　　春运工作结束后，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总结，表彰先进，进一步提高春运工作的组织管理水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2002年春运工作总结，请抄送国家经贸委(经济运行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二00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沉默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平衡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沉默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其基本涵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而审判人员不能从被告人的沉默中推断出于其不利的结论。沉默权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沉默权作为一种制衡政府权力的手段，它同警察为查清罪案而必须行使的调查讯问权是直接冲突的。衡量一项刑事诉讼制度的好坏，就是要看它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两个方面能否做到合理的平衡。

沉默权目前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接受，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确立和推行的国际准则也将沉默权作为被告人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沉默权充分体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意思决定的自由与意思表现的自由，体现了刑事诉讼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因此，沉默权的产生和发展是司法制度逐渐从蛮横、专制转向文明、公正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二战以后，人权保障问题逐渐走向国际化，刑事沉默权制度在各国得到普遍确立。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1998年10月15日，我国正式签署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此外，1985年11月25日我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即《北京规则》，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一：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双重目标下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一）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1996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由此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合理内核。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因此，无罪推定所强调的是对被告人所指控的罪行，必须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如果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应该说这一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诉讼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刑法和刑事诉讼原则。

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它在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适用体现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目前，由该原则衍生出与刑事证据有关的两大规则， “疑罪从无”与“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即：既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情况。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些规定，是我国确立疑罪从无规则的显著标志，它不仅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派生规则，而且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该规则强调证明有罪的责任应由控诉机关来承担，控诉机关必须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以证明犯罪，如果不能证实犯罪或者依据收集到的证据定罪存在异议，则应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和处理，罪轻罪重不能确定时，应定轻罪，有罪无罪不能确定时，应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分配的通俗说法。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只能是控诉机关，控诉机关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而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该原则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求控诉机关证实被告人有罪而提供的证据必须超出合理怀疑的程度，控诉机关不能通过法定的犯罪推定降低证据的标准。理论界一般认为，在无罪推定、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与沉默权三者之间，无罪推定是较为原则性的要求，而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和沉默权则使无罪推定实现了具体化，二者缺一不可。我国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无罪推定原则不完整。
（二）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曾经把口供奉为“证据之王”、“证据皇后”；中国封建时代，则实行“断罪必取输服供词”、“无供不录案”的制度。总之，认为口供是认定犯罪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证据，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当事人的口供。就可据以定案，形成了“惟口供”的极端。英国在17世纪确立了沉默权制度，其初衷就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让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的举证责任，由此而引起子整个诉讼制度的重大变革。我国的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规则，也就在于减弱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防止刑事侦查中的刑讯逼供。此点也与沉默权的运行机理有相似之处，沉默权制度也赋予嫌疑人、被告人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提问可以保持沉默或拒绝回答，控诉机关则必须搜集其他各种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对被告人的指控。
（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义务。
刑事诉讼追求的是多重目标，自身充满着多元价值的冲突与取舍，对其中不同价值的偏重必然会带来不同的逻辑和演绎。在普遍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世界潮流中，我国刑事法律同时也不忽视打击犯罪、惩罚罪犯的功能，特别是在当前治安状况不容乐观、严重刑事犯罪时有发生、警力不足、刑侦技术落后的形势下打击犯罪的目标追求似有所偏重。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这样的规定，显然是与沉默权相背离的，且是有缺陷的。第一，如何掌握与本案是否有关的界限?警察既然要向犯罪嫌疑人提问，自然就认为所提问题与本案有关；而犯罪嫌疑人又以“与本案无关”而拒绝回答。在这种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究竟应由谁来裁决该问题到底是否与本案有关?实际上这是一个扯不清的官司。第二，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不但从理论上说不通，在司法实践中更难以办到。面对司法工作人员的侦讯，犯罪嫌疑人瞪着眼睛说假话，乃司空见惯之事，真正能够如实回答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至于在第一次讯问时就如实回答，则更为罕见，且经常发生反供的现象。既然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不如实回答，这就使法律的规定形同虚设，并且使神圣的法律失去了严肃性，也对打击犯罪的功能打上了折扣。第三，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义务，其潜在的危险是极容易诱发刑讯逼供。某些侦讯人员会认为：法律规定“应当如实回答”，而犯罪嫌疑人却信口胡说，既然你不履行法定的义务，就应当受到某种惩罚。按照这样的逻辑，似乎刑讯逼供就成了“理直气壮”的义举。这便是直接诱发刑讯逼供行为的导火线，也成为某些人为刑讯者开脱罪责的一项“理由”。

二：打击犯罪与沉默权的价值平衡点：承认默示沉默权、鼓励坦白供述、肯定供述的强证据效力。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有罪供述的自愿性，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的尊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程序性保障，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与进步的程度。
从以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分析可看出，我国已经确立了沉默权运行的基础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证据制度也符合沉默权运行机制，为更好的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笔者认为我国应确立默示沉默权，取消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回答义务。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沉默权有“默示沉默权”与“明示沉默权”之分。所谓“默示沉默权”，是指法律并未使用“你有权保持沉默”之类的字样，但默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提问的权利，通常的立法用语是“对任何人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即属默示沉默权；而“明示沉默权”，则是指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执法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之前，必须明确告知他有保持沉默而不必回答提问的权利。
沉默权的积极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沉默权有利于司法程序结构上的控辩平等。司法程序结构理论认为，控诉方凭借国家资源优势另形成控诉强于辩护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为纠正这种不平等，需要设置无罪推定、沉默权和举证责任由控诉方面承担的一系列权利义务，举证责任由控诉方承担是直接加大了控诉的难度，无罪推定和沉默权则直接强化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这样的制度设置体现了刑事诉讼对控辩平等的追求，沉默权是手段之一；其二，沉默权是实现无罪推定和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一个重要措施。否则无罪推定原则的实现则大打折扣；沉默权较显明地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其四，沉默权与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一致的；其五，沉默权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的国际接轨。

承认沉默权制度，但同时应推行鼓励坦白供述的机制，我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应当在实体上肯定其积极价值。人们把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对立起来，实质上是混淆了实体和程序两个问题。从实体上讲对真正的罪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符合刑法规定的量刑考虑酌定情节的精神。正确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该从宽的坚决从宽，该从严的依法从严，真正使该政策落到实处，可以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有力打击犯罪；可以给业已走上了犯罪道路的人留下一条悔罪自新之路，也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尤其是对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等犯罪，更能发挥其攻心夺气、捣毁其团伙的功效。美国在进入法庭审判阶段，允许控辩双方的律师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和如何定罪量刑在庭前交换意见，俗称“辩诉交易”，实际上也就是采用鼓励被告人认罪的方式来换取较轻的处罚。对于某些同案犯的罪行还可以进行豁免，以换取他对首犯、主犯的罪行作证。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方坚持作无罪的抗辩，那么，经过法庭审判并定罪后，面临的将是比庭前认罪较重的处罚，这不也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况且对于无辜的人，鼓励其积极的防御进行辩解比保持沉默更有利于查清事实，防止被错判。

在沉默权制度下所获取的供述，因充分尊重了供述人的意思自愿，保障了程序的正义，其供述应具有更强的证据效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主要是获取其他证据的一个便捷途径，法律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其证据效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没有采用沉默权制度，没有充分保障程序的正义性。程序的正义可以实现实体正义，也使得实体结果具有合理性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如诉辩交易中的被告人的认罪，即使在证据不很充分的情况下也可定罪处罚，这就把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效力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在承认沉默权的基础上，鼓励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供述，肯定其供述的强证据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打击犯罪。

当然，对某些特殊的犯罪，可以以列举的方式排除沉默权的适用，必须给侦查机关必要的权力和手段，使之能够有效地追究犯罪。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历来强调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国家，对沉默权制度也进行重大的调整，限制在五种情况下，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警察对其讯问时保持沉默，法官或陪审团即可据此得出适当的对其不利的推论。美国司法界对待沉默权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这种沉默权适用的限制，加强了犯罪的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