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工业部贯彻《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化学工业部
化学工业部贯彻《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化学工业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农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贯彻实施，加强农药工业管理，促进农药工业健康发展，根据《条例》的有关规定，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根据《条例》的规定，化学工业部是全国农药工业管理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条例》及本《实施办法》；
（二）制定农药工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起草农药工业管理的有关法规或办法；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农药工业安全、技术、经济等标准，进行农药质量监督；
（四）负责农药生产企业开办的审批和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批准发放；
（五）依照《条例》及本《实施办法》，对农药企业和农药生产实行监督管理，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第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条例》和本《实施办法》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工业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接受企业关于农药生产核准和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申请，并负责有关材料的审核、汇总和上报；
（二）受化学工业部委托，组织对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产品的检查、评审；
（三）归口管理农药产品企业标准；
（四）负责农药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五）负责对未经批准擅自生产农药以及生产假冒伪劣农药的查处工作。
第二章 农药生产核准
第四条 根据《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开办农药生产企业，必须经化学工业部审核批准。农药生产核准的范围是：
（一）新开农药生产厂点（包括联营、设立分厂和非农药生产厂设立农药生产、加工车间）进行农药分装、进口农药在国内进行分装、制剂加工和农药原药生产；
（二）原有分装厂点进行制剂加工；
（三）新增原药生产（包括增加现有原药生产装置、老的原药生产点新上原药生产和原分装、制剂加工厂点生产原药）；
（四）外商来华投资的农药项目（包括新开办企业和对现有企业投资改造或合作）。
第五条 申报农药生产核准，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及农药发展规划的方向；
（二）厂点和品种布局合理；
（三）申报生产的产品成份清楚，药效明显；
（四）采用的生产技术先进、可靠、来源合法；
（五）产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六）外商来华投资的农药企业，必须引进先进的原药、关键中间体合成技术，并从一开始就从关键中间体做起。不准投资只搞制剂加工、分装的项目以及仅提供资金而未引进新品种或新技术的项目；
（七）与外商合资、合作生产国内还不能生产的农药新品种的，中方股份不得低于百分之三十；对于引进先进技术与外商合资、合作生产国内生产能力尚不够，技术与国外有差距的农药品种的，中方股份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合资项目中，中方在制剂、加工中所占的股份比例不得低于
在原药合资中所占的股份比例；原则上不审批外商在华独资建设农药项目和合资、合作生产国内生产技术已成熟的农药品种；
（八）经有权部门认定，具有制售假劣农药行为的，在五年内不受理其农药生产核准申请。
第六条 办理农药生产核准，需提交以下文件或材料：
（一）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的关于申请给予定点生产、加工、分装农药产品的申请报告；
（二）地市级以上的环境保护部门关于同意进行农药生产的批复文件；
（三）提供符合深度要求的项目建议书（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申请核准的理由、建设产品的品种、国内外情况、国内药效、登记资料及市场预测报告），采用技术工艺路线，主要原材料来源，产品建设规模、销售去向、“三废”产生情况及处理方案，投资总额及资金来源，独资、合资
期限，产品执行的标准文本等。
第七条 农药生产核准的审批程序：
（一）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由当地化工主管部门上报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初审，初审同意后，转报化学工业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要明确指定一个处室负责核准申报工作，不得多头受理和转报；计划单列市的农药核准申请手续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办理；
（二）化学工业部于每年三月份和九月份分两次集中讨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上报的核准申请报告，对通过核准的企业，将分省办理核准批文。除三月和九月份以外的其它时间里化学工业部只受理有关材料不办理核准批文，名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
须在每次核准时间的一个月前将上报的核准申请文件报到化学工业部；
（三）凡未通过核准的企业，化学工业部将不下发审核意见和批文，其申请文件即作废，不再作为下一次申请核准的依据。
第八条 取得农药生产核准批文之前，对新开农药生产厂点和现有企业新上农药项目，各有关部门不得批准立项、开工建设、发放营业执照；对外商投资项目，地方和企业不得对外签约；原农药生产企业不得增加生产装置和增加新的原药品种。否则，按《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处罚。
第三章 农药生产批淮证书
第九条 凡从事《条例》第二条所列尚未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农药原药及各种制剂生产（包括合成、加工、复配和分装），均应按《条例》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向化学工业部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
企业获得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后，方可生产证书所批准的农药产品。
第十条 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保证该产品质量（包括保证该产品生产和使用安全、符合工业卫生要求）的生产设备、工艺技术和计量检验及测试手段，并通过三级以上企业质检机构认证；
（二）有一支足以保证产品质量和进行正常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及计量、检验人员队伍，能严格按照图纸、生产工艺和技术标准进行生产、检测和管理，并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
（三）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设施齐全，生产环境的尘毒浓度符合国家标准，对“三废”排放有相应的治理措施并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四）所生产的产品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无侵权行为；
（五）产品生产能力达到相应的经济规模。
第十一条 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应填写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申请表，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报送以下资料：
（一）化学工业部的农药生产核准文件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的复印件；
（二）经省级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申请农药产品的企业标准及编制说明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三）省级以上技术鉴定证书或转让合同（分装厂除外） ；
（四）研制报告、复配制剂配方筛选试验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产品专利状况及毒性资料等技术来源说明；
（五）加工、分装厂需提供原药来源证明或加工、分装协议书。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对上述文件进行初审后，将有关资料汇总，并签署意见，连同本细则第十一条所要求的资料于规定日期内报化学工业部。
第十三条 化学工业部接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报告及有关资料后，组织有关部门审核。审核同意的，发出开检通知。
第十四条 化学工业部指定的检测机构接到开检通知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到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企业抽样，并及时对样品进行检测，将检测结果及时上报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化工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 化学工业部组织或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对申请批准证书企业进行考核，并填写农药生产批准证书考核表。
第十六条 化学工业部接到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考核表及农药质检机构的检测报告后，组织有关专家审核。对考核、检测结果符合规定的，由化学工业部颁发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并公告。
第十七条 对考核结果或检测结果不符合规定的企业，在化学工业部作出不予颁发批准证书决定六个月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 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由化学工业部统一印制。编号为：
ＨＮＰａａｘｘｘ－ｂ－ｙｙｙｙ
ａａ—省市代码；ｘｘｘ—企业编码； ｂ—产品类别；ｙｙｙｙ—产品名称。
获证产品出厂必须标明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编号及有效期。
第十九条 农药生产批准证书自发放之日起，原药生产有效期为五年，加工及复配制剂为三年，分装为一年。获得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产品在期满前六个月内由农药生产企业提出复查申请，经复查合格的，换发新的批准证书。逾期末申请换发批准证书的，视同停产处理。因各种原因停
产且批准证书超过有效期，仍需恢复生产的企业视同新厂点，需重新办理核准手续。
第二十条 企业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应按有关规定缴纳费用。
第二十一条 农药生产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化学工业部收回或吊销其农药生产批准证书：
（一）经复查不符合发证条件的；
（二）连续两次经省级以上监督抽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的；
（三）将农药生产批准证书转让其他企业使用或用于其他产品的；
（四）在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有效期间，国家决定停止生产该产品的；
（五）在农药生产批准证书有效期过后，企业不再生产该产品的；
（六）生产未经批准的农药或生产假冒伪劣农药的。
第二十二条 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产品的考核工作，应由具有生产、质量、安全等方面经验的人员组成考核小组，现场考核检查，据实填报考核表。
第二十三条 参加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发放工作的有关审核、检测工作的人员，应当秉公执法，保守申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企业的技术秘密，不得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非法获取他人的科技成果。
第二十四条 承担农药生产批准证书质量检测任务的单位和人员；应当对其出具的检测报告负责，不得伪造检测数据、检验结论。若发现弄虚作假，追究当事人及其领导人的责任。
第四章 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生产批准证书与农药登记的衔接
第二十五条 根据《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农药产品，由化学工业部按《农药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的规定，组织企业申请、企业现场考核、产品取样检测和评审工作。
获证企业必须在产品包装上标明生产许可证的标记和编号。无证企业不准生产和销售。
第二十六条 生产国内首批投产的新有效成份或新复配制剂农药，在报化学工业部备案的同时。可先申请办理农药登记，待审查批准取得农药登记证后，再申请办理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取得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后，方可生产、销售。
第二十七条 生产国内其他厂家已有登记的相同农药需先申请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凭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复印件或化学工业部的介绍信，申请办理农药登记手续。
第五章 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条例》规定由化工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均由省级以上化工行政管理部门行使。
省级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农药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完善各项行政执法制度。
第二十九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省级化工行政管理部门管辖。
对当事人同一违法行为，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都有管辖权的，应当由先立案的行政机关处罚。两个以上省级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化学工业部指定管辖。
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处罚。
第三十条 省级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对当事人作出吊销农药生产许可证和农药生产批准证书的行政处罚，应报化学工业部批准。
第三十一条 省级以上化工行政管理部门为查处案件需要，有权向当事人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情况，调取相关证据，进行现场勘验和技术鉴定。
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调查案件情况，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并制作调查或询问笔录，笔录应由当事人或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拒绝签名或盖章的，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笔录上注明情况并签名。
第三十二条 省级以上化工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抽样取证或者登记保存有关证据。应当有当事人在场。当事人不在场或者拒绝到场的，执法人员可以邀请有关人员参加。
对抽样取证或登记保存的物证应当开列清单，一式两份，写明物品名称、数量、规格等事项，由执法人员、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一份清单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名、盖章或接收的，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在请单上注明情况。
第三十三条 对违法行为调查终结，执法部门或执法人员应就案件的事实、证据、处罚依据和建议，向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提出书面报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对案件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并根据情况作出给予行政处罚、不给予行政处罚或者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
对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案件，需要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第三十四条 省级以上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生产许可证或生产批准证书、三万元以上罚款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第三十五条 省级以上化工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地址；
（二）违法事实或证据；
（三）行政处罚的种类、数额或依据；
（四）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日期，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
第三十六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后，应当在七日内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当事人或当事人指定的代收人。
受送达人拒收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人应当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将行政处罚决定书留置送达人住所或者收发部门，即视为送达。
第三十七条 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的内容、方式、期限，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省级以上化工行政管理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向化学工业部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满不申请复
议、不起诉，也不履行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的，由做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执行。
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可以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的千分之三加收滞纳金。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原由化学工业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化工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条例》和本《实施办法》有抵触的，一律以《条例》和本《实施办法》为准。
第四十条 本《实施办法》由化学工业部负责解释。
1998年1月16日
打击刑事犯罪应强调“功利主义”的立法思想
王政
记得少年时我曾看过一部外国影片，片名好像是《赏金杀手》。现在回想起来，影片中演绎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西部。的确，那一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应算是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影片的大概内容是：警察因没有足够能力找到或对付那些杀人成性的恶魔（影片中的坏人），于是就贴出重金招聘职业杀手的“赏金告示”。不用问，悬赏内容肯定是“谁能把悬赏中的坏人杀掉，谁将会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受用一生的大笔赏钱”。恰巧是有人专门喜欢干这种既能得赏金又能“除暴安良”的事情，所以杀人的“赏金告示”一经贴出，就肯定会有人（影片中的“侠客”或“英雄”）大敢地去“接榜”。影片中的故事情节主要就是围绕那些“职业杀手”与“被悬赏对象”之间的较量而展开的，可以说险象丛生、扣人心弦。或许是爱好幻想的天性使然吧，在我后来学习法律的过程中，这部影片竟然一直让我产生一些与法律相关的奇异想法，尤其是关于国家打击刑事犯罪立法的一些想法，且有些想法已经伴随了我好多年。下面，就让我把这些带有“荒诞”意味的想法写出来，也好让大家多一份评判的“笑料”。
几乎人人都存有“以恶报恶”的报复心理，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有良知的社会公民都希望他早日能受到法律的严惩。影片《赏金杀手》给我们导演了一种用“侠客”对付恶人的理想方法。我的一些“荒诞”想法也是产生于以下一些疑问：如国家在打击刑事犯罪立法方面能否真得采用类似影片《赏金杀手》中的“功利主义”做法？国家能否采取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可否采用功过相抵的方式进行解决？……等等。带着这些疑问，就让我信笔由缰地开始“阔论”吧。
一、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赏金杀手》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做法。
其实，古今中外，不管是私人、团体，还是政府、国家，“雇佣杀手”或“鼓励杀人”的做法一直是绵延不绝的。中国《孙子兵法》中就有讲述奖励士兵英勇杀敌的智谋篇章；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也曾有鼓励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蒋介石政府也曾出重金悬赏购买过共产党要人的项上人头；民间为了私人恩怨雇佣杀手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尽管同样是杀人的行为，但杀人的具体环境和目的、动机不同，有些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人们一般的伦理观念是：国家、政府、军队或警察以所谓的“国家、民族或公共利益的名义”为了特定的目的是可以杀人的，而且，杀人杀多了还可以成为英雄；但对一个普通个人而言，不管其杀死的是一个多么让众人痛恨的坏蛋，其杀人行为都是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当然，法律上规定的正当防卫情况显然是一种例外）。也正是因为如是之逻辑，由国家或政府去雇佣杀手杀人才具有特殊的意义。想必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功利主义”思想或高明的“治国之道”吧。
大家都非常地明白：自从有国家以来，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的权力即专属于国家或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一切权力最终也是由其权力代理人（国家官员）来组织实施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官员们（包括代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皇帝、总统等）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让所有的犯罪分子都受到法律的严惩，在让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长期逍遥法外的情况下，甚至还会让一些无辜群众蒙受不白之冤；形势严峻时，还可能引起社会动荡，造成国基不稳。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的，在他们认识到民众和非政府力量的重要性后，通过悬赏方式放手发动群众或利用民间力量来制止犯罪行为（主要指叛乱行为）之蔓延自然就被看成是明智之举。这样务实的方式很显然是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等于国家或政府充分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以最低的代价实现了社会的稳定。
一般而论，传统的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应包括行为和规范两方面内容：1、人是有理性的，“避苦索乐”或“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2、人除了具备理性，还具有自由意志，人能够凭借理性和经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3、个人或团体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总会进行必要的利弊权衡或取舍的，即“两利相存权其重，两弊相交取其轻”。4、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应考虑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
二、国家立法应如何体现或遵循功利主义的思想原则
具有近代“刑法之父”美誉的贝卡利亚说过：“人的幸福是欢乐和痛苦，要是我们能运用数学公式来计算人生善恶的话，好的立法是把人引向最多幸福和最少痛苦的一种艺术”。至于在立法方面如何体现功利主义思想，应当说西方思想家杰米利•边沁（以下称“边沁”）说的最透彻。边沁认为：法律的本质内容，即衡量法律好坏的标准及其价值的改变。关于法律本质，应当引入“趋利避害”的功利原则作为立法时必须遵循的准则。衡量和估计所订立的法律是符合还是违反功利原则，要通过对苦乐的详细计算来加以判断。具体而言，应当从三个方面去考虑：1、看法律的假定行为，对任何人究竟苦胜于乐还是乐多于苦。如果是苦胜于乐，那么对人们就不利，就是违反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如果是乐胜于苦，那么对人们就是有利的，当然也就符合避苦求乐的功利原则了。2、看法律假定的内容是否依次遍及所有关系人，也就是说要以社会的整体利益来加以衡量。3、看法律规定内容所反映受利人与受害人的人数比例而定。如果受利的人多于受害的人，就是符合功利原则的；反之则违反功利原则，这样的法律就应当舍弃。边沁认为：既然法律是由国家所制定的，而法律的目的又在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所以在立法的时候，在决定和分配人们权利与义务的时候，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快乐为基准。当然，对于制定的法典，还要从形上考虑法典的完整性、普遍性、简洁性、准确性、结构严谨性等诸多要素。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
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贝卡利亚和边沁都认为：1、犯罪必须被看成是对于社会的危害，评判犯罪的唯一正确标准是其危害程度。2、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重要。惩罚只有在有助于预防犯罪的前提下才是正当的。为了预防犯罪，必须颁布和改善法律，以获得国民的理解和支持。3、刑罚与犯罪必须相适应。当某人已下定决心要实施某一特定犯罪时，通过苦乐计算，使他不要造成比达到其犯罪目的更多的危害，这样可尽可能地把犯罪遏制在最低发案率水平上。
三、我国刑事立法在遵循功利主义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
考虑到我们人类的一些共性东西，任何一国在制定打击刑事犯罪的立法（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时是不可能不考虑功利主义原则的，只是考虑方面不同或程度深浅不一的问题，我国刑事立法自然也不例外。对我国刑事立法已经考虑到的方面在此就不赘言了，下面只就考虑不足之处做些必要简析：
（一）片面强调国家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作用，对社会力量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我们相信警察是万能的，不准许私人侦探机构合法存在，不注意充分发挥民间智慧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2、对刑事案件的侦破，没有采用广泛的“悬赏政策”，没有制定关于刑事案件检举、侦破及抓捕方面的普遍推行的悬赏制度，不利于通过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的方式减少犯罪分子逃脱制裁的可能性。3、不够重视媒体在预防和揭露犯罪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甚至对许多大案要案禁止媒体进行报导。4、片面强调刑事案件证人的作证义务，不注视对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度建设，不能有效鼓励证人出庭作证。
（二）对人类本能或天性的东西认识不够，从一定意义上讲，制定的法律可能保护或纵容犯罪。主要表现如：1、将行贿和受贿同时作为犯罪处理，让行贿人因惧怕法律制裁而不敢举报受贿人犯罪，受贿人因其行为得不到行贿人举报的有效制约而强化了其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2、没有建立自首和主动认罪与量刑的交换制度，对自首和认罪者往往处于重刑，强化了犯罪人死不认罪和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3、对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的同案犯（严重刑事犯罪除外，如共同故意杀人等）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者没有采用“既往不咎”或“功过相抵”的刑事政策，不利于瓦解犯罪团伙或其成员结盟的意愿，等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没有充分利用人性“相互戒备”和“趋利避害”的心理来减少和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或认识不够科学，立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欠缺客观公正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1、我们没有强调把犯罪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性自身的不完美和社会自身存在的缺陷，而是片面强调犯罪者本身的过错。2、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者的客观现实”，对犯罪行为发生，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应承担首要责任的道理（许多严重犯罪事件，往往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受害人找不到合法救济、宣泄或伸冤途径酿成的）。3、我们不愿承认“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打击刑事犯罪的结果往往是对普通民众因生活所迫进行的盗抢行为处以重刑，而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和贪婪地聚敛钱财的政府官员却无可奈何。4、我们不愿承认预防和打击刑事犯罪的国家机关和官员们本身也可能是犯罪行为的制造者和实施者的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们更需要法律的监督和控制。
（四）在罪犯改造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欠缺有效性，罪犯的改造成功率正变得越来越低。在罪犯改造方面我们改造理论和改造实践同样存在不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之处。具体表现：1、我们不从人性、人道、秩序和规则方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说教，而是从国家和政府“施恩”的角度来对被改造者进行说教，这种说教方式难以让被改造者信服。2、我们忽略“人的道德水准具有无法精确评估和测量”的道理，忽略“个人道德水平高低与其社会地位无关”的道理，而是将被改造者看成是一群道德水准低下的人。这种认识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人被判刑入狱，是因为他们触犯了现存的社会秩序或法律规则，并不表明他们的道德水准低下，相反，某些犯罪者可能具有比社会一般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高低的歧视也往往难以让人信服。3、将不同类别的犯罪分子进行集体关押和共同劳动改造，让那些初犯者和非恶劣品行罪犯接触社会更多的丑陋现象，同时沾染上其他罪犯更多不良的恶习，结果其品行通过犯罪改造行为反而变得越来越差；加上我们一般社会成员对犯罪者的歧视，往往把那些曾经善良的人继续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4、我们不注重通过正当信仰（包括宗教）、隔离反省、文化教育等方式对犯罪者进行心灵上的净化或救助，而更多的是通过铁窗镣铐和劳役之苦来进行思想改造，这实际上不符合“攻心为上”的改造人的“效率”法则。
四、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
对统治者而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需要大智慧的，必须依靠全社会力量的，而且现实中采用怎样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国，要充分发挥功利主义刑事立法思想的作用，创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必须要求具备以下前提和基础条件：
首先，国家的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机关和司法官员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局限性，必须树立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要发挥社会力量”的主导思想。具体的方式如：鼓励社会不同的群众主体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和监控制衡来确立法律规则的权威；注意加强和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比如要强调和发挥私人侦探机构、财务审计机构、社会调查和咨询公司在侦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使这些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地参与到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中去，并且建立一整套社会中介结构与国家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凡此等等。
其次，我们必须对人的基本天性或本能具有相对客观或科学的认识，尤其是对掌握权力的人，至少不应强调其普遍具有高于一般群众的道德情操，相信其真正能够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对掌握权力的人，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具有符合人性“自私”本能的一面，认识到其最有可能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认识到其对社会违法或犯罪率的上升有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国家和社会监督及管理的对象应主要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尤其是那些掌握重大权力的人。要知道，普通民众是不具备腐败的资格和条件的。
再次，必须充分认识到官员腐败是产生一切社会痼疾或动乱因素的主要根源之一，国家或社会制度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或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比如：对检举揭发犯罪行为属实者给予重奖（奖金应来源于罚没的犯罪者的私人财产）；打破行贿与受贿的对合关系。行贿者完成行贿行为后如果检举受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受贿证据的，应追究受贿者的责任，行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受贿者完成受贿行为后如果检举行贿者或在司法审查中提供重要行贿证据的，应追究行贿者的责任，受贿者不以犯罪论处；只有在第三者进行检举且行贿者和受贿者都不配合刑事侦查时，才可同时追究二者的责任。总之，必须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算计心理（免除最先检举人或证据提供人责任的方式）减少或拆解行贿者与受贿者结盟的可能。在打击官员腐败的犯罪问题上，推行法定的“功过相抵”制度，对有重大立功表现者，原则上不进行刑事制裁。
此外，在打击刑事犯罪的具体措施上，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当控告或检举人在掌握一定犯罪证据的前提下，在司法机关不及时作为时（不免除司法机关不作为的责任），可以通过向司法监督机关申请令状（并提供一定金钱担保）的方式以自有资金聘用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违法犯罪证据方面的进一步落实或搜集工作（中介机构在取得令状后，可以申请调动警察出面协助），在犯罪行为得到确认后，检举或控告者可从罚没犯罪人的财产处得到加倍补偿（当然在犯罪得不到证实时，中介机构或申请人对被控告者所造成的损害应当给予赔偿）；加大对诬告、报复或陷害等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打击任何形式的报复或陷害行为；对犯罪后逃跑的，国家应采用普遍的悬赏制度抓捕逃犯，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力量来参与打击刑事犯罪等。
最后，必须强调社会人文道德和宗教的作用，强化信息传媒的作用，建立相对独立于政府控制的、互动式的大众传媒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人文道德、宗教、媒体在犯罪预防和刑事案件侦破中的作用。同时，在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必须注意国际间的官方合作和民间合作，减少重大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头目外逃的可能性。
总之，现代社会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且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变得日趋复杂；同时大量的优秀人才不断流向社会进行就业，而不是担任国家或政府官员。这些流向社会的优秀人才可能会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也可能会制造社会政治或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那些代行国家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在道德素质和能力方面也并非无可指责，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同样存在着人民群众可以说词的劣根性和局限性，官员个人或群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全民利益和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如不是这样，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是无法找到合理解释理由的）。所以，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稳定有赖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公平的博弈。对打击刑事犯罪而言，借鉴影片《赏金杀手》中的思路，按照能够维护“最大多数人利益”、实现“最大多数人幸福”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去创设各项法律制度无疑是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务实的选择。
2006-9-7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