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
（2010年9月29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保护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从业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和管辖海域内从事渔业港口规划、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和渔业船舶设计、修造、使用、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和管辖海域内渔业港口、渔业船舶的管理工作。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和管辖海域内渔业港口、渔业船舶的管理工作。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行使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监督管理职权，渔业船舶检验机构依法负责渔业船舶检验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渔业港口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投入，加强渔业港口建设、维护以及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与救助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协调管理机制，提高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监督管理水平。
第二章 渔业港口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渔业港口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编制，合理利用岸线资源，符合城镇体系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江河流域规划、防洪规划、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规划相衔接、协调。
渔业港口规划包括渔业港口布局规划和渔业港口总体规划。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会同省发展和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编制全省渔业港口布局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渔业港口布局规划和渔业生产实际，会同相关部门编制本地区渔业港口总体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渔业港口总体规划需要报请国家审批的，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七条 渔业港口建设应当符合渔业港口布局规划和渔业港口总体规划。
渔业港口工程项目的建设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评价。需要进行防洪评价等其他评价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进行。
渔业港口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渔业港口辅助性设施，应当与渔业港口建设同步施工，并保证按期投入使用。
第八条 渔业港口建设使用土地和水域，应当按照城乡规划、土地、海域使用、河道和航道管理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九条 渔业港口建设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国内外经济组织和个人依法投资建设、经营渔业港口。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成立开发机构，投资开发建设渔业港口。建成的渔业港口可以出租给渔业港口经营人经营。开发机构收取的租金，用于渔业港口的维护和发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投资方式，依法确定渔业港口的建设经营单位，并与其签订经营协议，规定相关的权利义务。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与渔业港口相配套的道路、给排水、供电、通信等设施，保障渔业港口的正常运行。
第十二条 渔业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场所，应当符合渔业港口总体规划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消防、环境保护的要求，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并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
第十三条 渔业港口的认定，由渔业港口所在地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本级人民政府确认后，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渔业港口的性质和功能。
确需改变渔业港口的性质和功能的，应当经渔业港口所在地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确认，并根据渔业生产实际情况新建同等规模和功能的渔业港口后，由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其中改变土地、水域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五条 在渔业港口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除按照国家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外，应当报请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后，应当在施工作业前发布航行通告。
第三章 渔业港口经营与管理
第十六条 从事下列渔业港口经营的，应当向渔业港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取得渔业港口经营许可：
（一）码头和其他渔业港口设施的经营；
（二）渔获物和渔需物资的装卸、仓储、驳运等经营。
取得渔业港口经营许可，应当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并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渔业港口经营许可的程序和期限，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办理。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投入使用的渔业港口，其经营人应当在本
条例实施后一年内，依照本条例规定取得渔业港口经营许可。
第十八条 渔业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渔业港口经营，防止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第十九条 渔业港口经营人应当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制定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保障渔业港口设施正常运行。
渔业港口经营人应当为进港避风、紧急避难的船舶提供便利，不得拒绝其进港。
第二十条 渔业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其经营场所公布经营服务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未公布的，不得收费。
渔业港口经营性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渔业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渔业港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所管理的渔业港口管理章程，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渔业港口管理章程应当包括对渔业港口的地理位置、航道条 件、港池水深、机械设施和装卸能力等情况的说明，以及贯彻执行有关渔业港口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具体措施等主要内容。
第二十二条 船舶进出渔业港口，应当遵守渔业港口管理章程和避碰规则，并按照规定申请办理签证，服从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的检查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渔业港口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养殖、种植和捕捞；
（二）倾倒泥土、砂石、垃圾和其他废弃物，弃置废旧船舶，
或者排放油类、含油混合物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三）采砂；
（四）擅自进行明火作业或者燃放烟花爆竹；
（五）危及渔业港口安全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 建设桥梁、水底隧道、水电站等可能影响渔业港口功能或者导致渔业港口水文条件变化的工程项目，项目审批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渔业港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渔业港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渔业港口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渔业港口经营人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渔业港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制定的其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依法报相关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依法征用单位、个人的船舶和有关设施。在港船舶和人员应当服从调遣。
第四章 渔业船舶管理
第二十六条 捕捞渔业船舶实行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制度。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下达的海洋捕捞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内核定海洋捕捞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
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内陆水域捕捞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内核定内陆水域捕捞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财政、金融等政策扶持措施，鼓励、支持海洋捕捞渔业船舶所有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更新大功率海洋捕捞渔业船舶，提高渔业船舶安全性能和装备水平，增强从事外海和远洋渔业捕捞生产能力。
第二十八条 养殖渔业船舶实行总量控制指标制度。取得养殖渔业船舶控制指标的船舶，享受国家有关补贴政策。
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省养殖渔业船舶总量控制指标。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全省养殖渔业船舶总量控制指标内核定养殖渔业船舶控制指标。
第二十九条 从事渔业船舶设计、修造的单位，应当在核定的资质等级范围内，按照捕捞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进行设计、修造。
第三十条 渔业船舶以及船用产品应当经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取得相应的检验证书。
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应当依法对渔业船舶以及船用产品实施检验。对未取得捕捞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或者养殖渔业船舶控制指标的渔业船舶，不得实施检验。
第三十一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持有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向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渔业船舶登记。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依法核准登记后，应当向登记申请人签发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或者登记证书。
渔业船舶的光船租赁、抵押或者登记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当向原登记发证机关申请办理相关登记。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建立渔业船舶交易服务市场。
第三十三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应当持有捕捞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或者登记证书后，方可依法申领渔业捕捞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标写船名、船籍港和悬挂船名牌。
渔业船舶证书和船员证件应当随船携带，不得伪造、变造、买卖、租借、冒用。
第三十五条 渔业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所有人应当在三十日内向原登记发证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一）船舶所有权转移的；
（二）船舶灭失或者失踪满六个月的；
（三）船舶报废或者拆解的；
（四）改为非渔业船舶的；
（五）需要办理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
原登记发证机关发现渔业船舶所有人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未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应当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期满后，渔业船舶所有人仍不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的，原登记发证机关应当对其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和国籍登记予以注销。渔业船舶有抵押情形的，登记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前，应当通知该渔业船舶登记的债权人。
第五章 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与救助
第三十六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对其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船长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直接负责。
渔业船舶不得超核定航区、超抗风等级航行和作业，不得违章从事载客、载货等非渔业活动。
渔业船舶发生安全事故的，应当依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调查处理。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无线电管理规定，在无线电管理机构的指导下，负责渔业海岸电台的统一规划布局和渔业船舶电台的管理。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同气象主管机构建立气象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气象服务工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业无线电岸台（站），应当通过气象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掌握气象、海况等信息，并无偿向渔业船舶传递，为渔业安全生产提供服务。
第三十八条 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配备、使用渔业无线电设备。海洋渔业船舶应当按照规定安装具有定位功能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通信终端设备，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对海洋渔业船舶安装具有定位功能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通信终端设备的，应当给予财政补贴。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九条 船长、轮机长等职务船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职务船员证书。非职务船员从事渔业生产作业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渔业船舶职务船员、非职务船员取得相应证书后，方可在渔业船舶上工作。
渔业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不得雇佣未取得相应的职务船员证书或者合格证书的人员上船作业，不得指使从业人员违规或者冒险作业。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渔业船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渔业船舶抢险救助资金，用于抢险救助活动。
第四十一条 渔业船舶发生突发事件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及时发出呼救信号，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
接到报告的水上搜救中心应当及时组织、协调、指挥救助行动。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应当配合救助行动，接到指令的船舶应当服从统一指挥，参与救助。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渔业保障体系建设，引导、鼓励、支持从事渔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加入渔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渔业互助保障组织。
渔业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依法为渔业从业人员办理保险。鼓励渔业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为其水上从业人员和渔业船舶办理互助保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按照其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渔业港口布局规划和渔业港口总体规划建设渔业港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作出限期改正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的设施，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建设渔业港口危险货物作业场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使用，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擅自改变渔业港口的性质和功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渔业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渔业港口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在渔业港口水域内弃置废旧船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未按照捕捞渔业船舶船网工具指标设计、修造渔业船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海洋渔业船舶未按照规定安装或者使用具有定位功能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通信终端设备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渔业船舶检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核发渔业港口经营许可证的；
（二）违反规定签发捕捞许可证的；
（三）违反规定实施渔业船舶检验的；
（四）违反规定办理渔业船舶登记的；
（五）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监督管理不力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渔业港口布局规划，是指根据渔业生产情况确定的全省渔业港口分布规划。
（二）渔业港口总体规划，是指一个渔业港口在一定时期的具体规划，包括渔业港口的水域和陆域范围、港区划分和到港船型、渔业港口的性质和功能、水域和陆域使用、渔业港口设施建设岸线使用、建设用地配置以及分期建设序列等内容。
（三）总量控制指标，是指根据养殖面积确定的养殖渔业船舶的数量及其主机功率数的最高限额。
（四）船用产品，是指用于渔业船舶的有关航行、作业和人身财产安全以及防止污染环境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
（五）具有定位功能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信息系统通信终端设备，是指具有定位功能的移动终端、超短波电台、短波电台、AIS船载终端设备和卫星通信终端设备。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对企业间借贷一律“问斩”并不符合司法潮流
文 牛建国
成都市人大代表、四川琴台（成都•宜宾）律师事务所主任
由于对企业间借贷（有的称企业拆借）是律师及审判业务中再熟悉不过的业务，所以，对于有关问题的论述没有必要转太多的弯子，采取单刀直入式的论述方式为宜。
一般认定企业无效的司法解释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司法处理中，先以此为依据确认无效，再根据“无效返还”原则作出返还本金的判决。至于按规定应予两边收缴的利息，各地法院做法大不相同，经济落后地区法院偏向收缴的多，发达地区基本没有执行利息收缴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最高法院要求各地对利息执行“双收缴”的政策，但最高法院自己公布的判决中罕见有收缴利息的。
那么，在经历汶川大地震、全球性经济危机、房地产调控导致“金融帝国”崩溃、新的经济增长极尚未培育，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作困兽之斗的形势下，对企业间借贷一律作无效认定是否符合现在司法潮流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说明这个问题，除了前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外，我们还得研究该解释的司法渊源。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中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的规定，禁止非金融机构经营金融业务。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因此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的借贷活动，不仅不能繁荣我国的市场经济，相反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干扰国家信贷政策、计划的贯彻执行，削弱国家对投资规模的监控，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因此，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或借款合同)是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可以得到结论，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渊源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其引用的最高的法律依据是1986年1月7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而遗憾的是，该条例已被2001年10月6日《国务院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３１９号）明令废止。
除前述废止的条例外，企业借贷无效的最主要的依据目前仍然有效的是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6月28日发布的《贷款通则》，该通则第61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我们认为，《贷款通则》第61条如今已成“人人喊打”之势，以它作为判定借贷无效的依据恐怕难服众。理由是：
（一）根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认定合同条款效力的依据是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贷款通则》属于部门规章，不具有直接否认合同效力的能力;
（二）最高法院认定企业借贷无效的司法解释虽然未明令废止，但其解释所依托的基础法律已被废止（即前述条例已被废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1997年版）第十二条“司法解释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被废止后，相关司法解释应不再执行;
（三）先后已有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多个有权机关对《贷款通则》表示不满，口口声声表示要修订。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2〕12号）第四条第（九）项规定，“加快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研究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评估体系和处置机制。修订《贷款通则》，规范各类借贷行为，合理引导民间融资。推进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推动实施银行业新监管标准”。
更早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8〕126号）规定，“全面清理银行信贷政策、法规、办法和指引，根据当前特殊时期需要，对《贷款通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做适当调整。”
除了以上机关文件透出对《贷款通则》的“不满”外，我们更应该考察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的司法解释制定机关的态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第七条规定，“妥善审理非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依法打击各种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这里提出了依法保护“企业融资行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要求“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的最新司法原则和基本态度，与之前的有关司法解释相比，采取了适度宽容且谨慎保护的态度。但美中不足的是《意见》并未明确哪些是该保护的，哪些又是不该保护的范围。
（四）地方法院已对审理企业借贷案作了有益的探索，可供借鉴。
比较典型的是安徽省芜湖市和浙江省、江苏省级法院的作法。
芜湖市两级人民法院对企业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由一律无效到逐步缓和的一个过程。2005年以后，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发挥审判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十条意见》，对以下情况的企业借贷一般认定为有效处理：一是有上下级关系的企业及有投资和被投资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借贷。例如，集团总公司对集团成员企业之间的借贷，母公司对子公司之间的借贷。二是有联营、协作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借贷。例如，一方企业向为其加工生产零部件、半成品的另一方企业之间的借贷。三是依照合同协议有扶持与被扶持关系的大中型企业对小型企业之间的借贷。上述几种借贷，应以帮助对方缓解资金困难为目的，出借资金的一方，也不应向对方收取高于银行同类借款利率的利息。对无效合同的认定从严掌握，最大限度依法维持合同的效力，充分发挥调解职能，促使当事人协商解决借贷纠纷，尽力弱化诉讼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2008年7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慈溪召开2008年全省法院商事审判例会。其主题是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金融改革发展和经济保稳促调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会议研讨了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等金融纠纷案件的审判实务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并形成纪要，其中关于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达成如下共识：在最高法院出台明确意见之前，对于企业之间借款纠纷案件的处理，按以下原则把握：（1）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合法债权关系，受法律保护。实体处理时应判令债务人归还本金并赔偿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至于相应的银行利息损失的范围，应不高于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具体根据个案情况裁量。（2）企业之间借款合同当事人不存在其他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不再适用民事制裁措施。最高法院终审的一些企业之间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也没有主动适用追缴利息的民事制裁措施。（3）这里的企业之间借款合同，不包括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一些担保、投资、咨询等机构涉足资金拆借活动，如果构成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适用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另外，上市公司对外借款受到证券法的规制，应适用证券法的规定。
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该指导意见第三条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审理涉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通过审判职能的发挥，规范民间金融市场；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
掺和这个事情的地方法院还有很多。比如，江苏省高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就规定“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以上地方的司法实践甚至也为最高法院审判人员所认可，这在最高法院的《审判指导》中也有刊登。
应该说芜湖和浙江、江苏等地的做法更符合最高法院的“适度保护”的司法精神。
前述一系列司法政策性依据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再对企业间借贷不分清红皂白一律“问斩”则不符合司法潮流。有些有合作关系的借贷，往往把提供资金作为合作的重要条件，如果可以随意认定无效，实际上可能让出借资金一方取得完全不对等的合作条件，而这显然是违反“契约自由”精神的。认定合同无效更多地还是应该考察合同履行后产生的“社会危害性”，如果合同履行能促进经济增长，保障群众就业，就不能以“莫须有”的违法性否决其效力。更何况，这个别部门立法也难逃“系统保护”的影子，以这样的依据判案，只会让有些部门获得抽象的利息，但却使具体的项目有流产风险。
但目前司法考评体系下，要明确让法院尤其一审法院说企业借贷有效也是困难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在建设工程领域，因为有了明确的司法解释依据，所以对于建设方的垫资保护还算周到。笔者认为，在司法解释没有修订的情形下，可以其他角度变相的“维持”企业借贷合同的效力。
如果按现行司法解释，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后要产生两个“合同之外”的效果，一是提前返还，二是双向收缴利息，即取得的利息要没收，约定的但未取得的利息也要收缴。如前文所述，已有很大部分法院在认定借贷合同无效后并未收缴利息，成都市中院也已有多年未收缴。所以，问题的重点是在“提前返还”方面。换句话说，即便法院认定借贷合同无效，而认定返还条款有效，则实际效果与借贷合同有效并无二致，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在有合作关系的出借方借司法之手毁约的风险。
笔者认为，即便非要认定借款条款无效，也不能顺势认定有关返还借款的方式条款无效，而应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在当事人已有返还约定的条件和期限的情况下，法院也要尊重合同约定。否则，判决的效果极可能割裂合同个别条款，打破合同的整体性。不但造成合作条件的严重失衡，也与这两年来的司法精神不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