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国务院
有色金属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国发〔2009〕14号
有色金属产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产品种类多、应用领域广、产业关联度高，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确保有色金属产业平稳运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特编制本规划，作为有色金属产业综合性应对措施的行动方案。规划期为2009—2011年。
一、有色金属产业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有色金属产业迅速发展，在技术进步、改善品种质量、淘汰落后产能、开发利用境外资源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生产和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国。2008年，全国十种有色金属总产量2520万吨，总消费量2517万吨；其中铜、铝、铅、锌、镍总产量分别占全球产量的20%、32.7%、37.8%、33%、9.5%，总消费量分别占全球消费量的27.2%、32%、35.7%、31.7%、23.5%。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5766亿元，占全国GDP的1.9%，直接从事有色金属生产的就业人数300万人。
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我国有色金属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产量不断下降，国内消费疲软，企业流动资金紧张，行业全面亏损，产业平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同时，我国有色金属产业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仍很突出，部分产品产能过剩，产业布局亟待调整，产业集约化程度低，资源保障程度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再生利用水平较低，淘汰落后产能任务艰巨。
应该看到，有色金属产业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客观上必然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现阶段，有色金属产业在我国实现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中的重要作用没有改变，作为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键支撑材料的地位没有改变，产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要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和关键材料加工能力，促进增长方式转变，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引导企业“走出去”，积极利用境外矿产资源。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采取综合措施，稳定和扩大国内市场；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技术改造、推进企业重组为重点，推动有色金属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充分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着力抓好再生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促进有色金属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应对危机与产业振兴相结合。着力解决当前有色金属产业当前面临的困难，保市场稳定，保先进生产力，保重点企业，保主要品种，促进产业平稳运行；利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竞争力。
坚持控制总量与优化布局相结合。根据能源、资源、环境、市场等条件，严格控制产能扩张，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上下游企业重组，支持在具有资源、能源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发展深加工，优化产业布局。
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造相结合。加快关键技术由引进向消化吸收再创新转变，由注重单项技术研究开发向集成创新转变。积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技术改造，提高工艺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
坚持企业重组与体制创新相结合。加强体制创新，消除影响企业重组的体制性障碍，为推动有色金属企业集团化发展和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重组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利用相结合。合理开发利用国内有色金属资源，注重开发国内市场，控制初级产品出口，鼓励深加工产品出口，支持企业“走出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再生利用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三）规划目标。
力争有色金属产业2009年保持稳定运行，到2011年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增长方式明显转变，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高，为实现有色金属产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1．生产恢复正常水平。2009年，采取综合措施稳定市场需求和生产运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好转，主要财务指标明显改善。
2．按期淘汰落后产能。2009年，淘汰落后铜冶炼产能30万吨、铅冶炼产能60万吨、锌冶炼产能40万吨。到2010年底，淘汰落后小预焙槽电解铝产能80万吨。
3．节能减排取得积极成效。重点骨干电解铝厂吨铝直流电耗下降到12500千瓦时以下，粗铅冶炼综合能耗低于每吨380千克标准煤、硫利用率达到97%以上，余热基本100%回收利用，废渣100%无害化处置。每年节能约170万吨标准煤，节电约6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约85万吨。
4．企业重组取得进展。形成3—5个具有较强实力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到2011年，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铜、铝、铅、锌企业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分别提高到90%、70%、60%、60%。
5．创新能力明显增强。力争在关键工艺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以及高端产品研发、生产和应用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产业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品种结构。采用富氧底吹等先进技术的铅冶炼能力达70%，框架材料、无氧铜材、中厚板等高档铜、铝深加工产品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
6．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2011年，铜、铝、镍原料保障能力分别提高到40%、56%、38%；加强煤铝共生矿资源开发利用，形成100万吨氧化铝生产规模；再生铜、再生铝占铜、铝产量的比例分别提高到35%、25%，比2008年分别提高6个和4个百分点。
三、产业调整和振兴的主要任务
（一）稳定国内市场，改善出口环境。
积极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措施，改善产品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满足电力、交通、建筑、机械、轻工等下游行业对有色金属产品的需求。适应航空航天、国防军工、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需要，大力开发新产品和新材料，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国内市场。
在继续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同时，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支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深加工产品出口。对符合铜冶炼行业准入条件的大型铜冶炼企业开展加工贸易试点。加快转变出口方式，鼓励出口机械装备、运输工具、电子电器、仪器仪表等终端产品，带动有色金属间接出口。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等贸易摩擦。
（二）严格控制总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今后三年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改扩建电解铝项目。严格执行准入标准和备案制，严格控制铜、铅、锌、钛、镁新增产能。按期完成淘汰反射炉及鼓风炉炼铜产能、烧结锅炼铅产能、落后锌冶炼产能和落后小预焙槽电解铝产能。逐步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落后烧结机铅冶炼产能。
（三）加强技术改造，推动技术进步。
实施技术改造和技术研发专项，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按规定核准或备案建设的骨干企业，以及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关键材料生产企业。加强对铜铅锌冶炼短流程工艺、共伴生矿高效利用、尾矿和赤泥综合利用，高性能专用铜铝材生产工艺，再生金属保持性能，吨铝直流电耗低于12000千瓦时的电解铝关键工艺等前沿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持填补国内空白、满足国民经济重点领域需要的高精尖深加工项目。采用先进适用的冶炼技术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工艺装备水平。
（四）促进企业重组，调整产业布局。
鼓励有实力的铜、铝、铅锌等企业以多种方式进行重组，实现规模化、集团化，提高产业竞争力。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实施跨地区兼并重组、区域内重组和企业集团之间的重组；支持铝企业与煤炭、电力企业进行跨行业的重组；鼓励再生金属企业间重组。
严格控制资源、能源和环境容量不具备条件地区的有色金属产能；在能源丰富的中西部，特别是具有水电优势的地区，推进铝电联营方式；在资源、能源和环境容量好的地区经核准建设的铝工业基地，要延伸产业链，发展高水平深加工，增强竞争力。抓紧实施汶川地震灾区重建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调整专项规划确定的有色金属项目。
（五）开发境内外资源，增强资源保障能力。
加大国内短缺的有色金属资源地质勘探力度，增加资源储量及矿产地储备。鼓励大型有色金属企业投资矿山勘探与开发，提高资源自给率。
加大境外资源开发力度，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境外独资或合资办矿。引导企业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组织实施好有关境外投资项目。
（六）发展循环经济，搞好再生利用。
支持采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开发利用铜、铅锌低品位矿、共伴生矿、难选冶矿、尾矿和熔炼渣等，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制定煤铝共生资源利用专项规划，抓好高铝粉煤灰利用示范工程；搞好铜、铅、锌冶炼余热利用；推广废渣、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应用，实现生产“零排放”。
加快建设覆盖全社会的有色金属再生利用体系，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有色金属回收交易市场、拆解市场。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采用高效、低耗、低污染的工艺装备，建设若干年产30万吨以上的再生铜、铝等生产线，促进资源化利用上规模、技术上水平、产品上档次，减少矿产资源消耗。
（七）加强企业管理和安全监管，注重人才培养。
有色金属企业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增强对市场的预见和判断能力，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加快推进管理创新，加强质量管理，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范；加强节能管理和成本管理；加强企业文化和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培养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人才，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政策措施
（一）完善出口税收政策。
在继续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同时，进一步调整有色金属产品出口退税率结构，研究适当调整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二）抓紧建立国家收储机制。
根据形势需要，研究进一步扩大有色金属国家收储规模的方案，抓紧建立和完善国家收储机制。
（三）加大技术进步及技术改造投入。
在新增中央投资中安排专项资金，以贷款贴息形式支持有色金属产业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加大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支持力度，鼓励、引导企业积极推进节能技术改造。
（四）推进直购电试点。
抓紧推进直购电试点，重点支持符合国家环保、土地法律法规以及投资管理规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骨干电解铝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活力。根据情况，逐步扩大直购电试点企业范围。
（五）完善企业重组政策。
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妥善解决人员安置、企业资产划转、债务核定与处置、财税利益分配等问题，推进企业重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对大型企业跨省区联合重组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六）支持企业“走出去”。
支持骨干企业通过多种方式，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资源保障能力；简化境外项目审批程序，完善信贷、外汇、保险、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政策措施；加强境外资产的经营管理，切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严格境外资源开发企业准入条件，对符合准入条件的骨干企业，在境外资源开发项目的资本金注入、外汇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
（七）修订完善产业政策。
根据产业发展状况，修订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相关产业发展政策，重点提高技术装备、能耗、水耗、污染物排放、资源利用率等准入条件，严格用地标准，制定深加工产品分类细则等。
（八）合理配置资源。
进一步规范矿权市场，制定矿权人资质条件，提高矿权市场准入标准。明确矿山资源配置的具体要求，大型矿区要列入国家矿产资源开发规划，优先配置给重点骨干企业，确保矿产资源的合理、集约、高效利用。
（九）继续实施有保有压的融资政策。
加大对有色金属骨干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对符合产业政策与环保、土地法律法规以及投资管理规定的项目，以及实施并购、重组、“走出去”和技术改造的企业，在发行股票、企业债券、公司债以及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支持。对违法违规建设、越权审批的项目和产能落后企业，继续实施限制融资等措施。
（十）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问责制。
进一步研究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妥善解决好职工安置、企业转产、债务化解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问责制，对未完成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地区，暂停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审批。地方各级政府要对限期淘汰的落后装备严格监管，禁止擅自扩容改造和异地转移。对擅自扩容改造或异地转移落后装备的，金融机构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国土资源部门不予办理用地手续。
（十一）建立产业信息的交流和披露制度。
建立部门联合信息发布制度，适时向社会发布有色金属产业政策、项目核准、生产销售库存、产能利用、淘汰落后产能、企业重组、污染排放、贷款、产业损害预警等信息，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服务。
（十二）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及时反映行业存在的问题与企业诉求，积极为企业提供服务，引导企业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推广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秩序，提高行业整体素质。
五、规划实施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规划》分工，加强沟通协商，密切配合，尽快制定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并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有关部门要适时开展《规划》的后评价工作，及时提出评价意见。
各地区要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结合当地实际抓紧制定具体落实方案，确保取得实效。具体工作方案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报送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
刑事司法视野中的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
张能全 *
（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1）
The Principle of Matter of Fact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in the Vision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与作为刑事诉讼国际司法准则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于不同哲学范畴下的一般原则，前者属于认识论范畴，后者属于价值论范畴。这两项原则在刑事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规范功能，共同推动刑事诉讼朝民主化、科学化方向发展。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于认识案件真实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而无罪推定作为确定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对于规范国家刑罚权运行，确保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进而保证国家刑事司法民主化、法律实施规范化、权力运行程序化具有终极价值意义。
一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灵魂的实事求是原则与现代国家中确立公民个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无罪推定原则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理论界。有人认为这二者是互相冲突的，①我们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互补的两项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活动的认识活动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活动离不开认识过程。同时，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认识活动，它还是受程序法规制的法律实施活动。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在认识活动与价值选择出现冲突时，必须根据价值论原理，进行取舍。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对于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其一，涉及认识过程问题，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解决被指控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这涉及到国家与公民个人的争端。为了公正而有效地解决此项争端，必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以罚当其罪。国家专门机关与诉讼当事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过程就是经历一个对案件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凭猜想、推测所能完成的，而要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伪存真，得出关于案件的真实结论。即借助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进行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为刑事诉讼裁判活动提供充分的事实根据。
其二，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应当遵循价值论原则。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价值论原理的一般原则，不仅仅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领域所规范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原则，它更重要的是确认公民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宪法原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无罪推定是比刑事诉讼更高层次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它说明的不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它是公民一般法律地位的因素。[1]它所调整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对话关系，是现代民主宪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则。在对待刑事诉讼问题上，国家宪法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无罪，他们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有涉嫌犯罪的人都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与国家专门机关处于等同的地位，享有诉讼权利，承担诉讼义务。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在于构建了国家与涉嫌犯罪的人进行平等对话的机制和空间，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诉讼民主、保障人权的基本特征。今天，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举世公认的宪法原则和人权原则已经被载入多项国际法律文件，充分说明了该原则的普遍意义。价值论核心之一在于探讨人的主体存在、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幸福等问题，其目的在于为国家、社会与个人提供一般价值原则和基本行为准则。根据价值论原理，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自由与幸福具有最高的终极价值。国家在处理争端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尊重公民个人的主体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说，无罪推定的价值论意义无法用实事求是原则取而代之，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对刑事司法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
其三，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必须受到程序法的严格限制和规范。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律，具有确保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双重功能，具有规制国家权力的作用。程序法通过法定程序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为其设定法律边界。以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因为公民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宿，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以国家权力受到严格限制为前提。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被指控者的合法权益和有效的防御权利，以对抗国家控诉权，使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力量不致过分悬殊，进行了严格的程序安排：将无罪推定原则具体化为若干规则，即所有涉嫌犯罪的公民在由独立的法庭作出判决之前都是无罪公民，公民个人为确保自身权益以诉讼主体的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来积极行使辩护权。要求控诉方承担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明责任，如果控诉方不能充分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裁判者将作出无罪判决。设定了沉默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尊重被指控者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利，保证其消极辩护权的行使。严格规范国家专门机关的职权行为，如果出现了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该行为将被裁定为无效，由此所获得的证据将被排除。确立审判中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的诉讼原则，以保证裁判活动的公正性。建立完善的辩护制度和救济制度，以保证被指控者的合法权利等等。单从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出发，是不能理解刑事诉讼法大量的旨在保障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条款用意的，因为它不但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反而会阻碍案件真实的发现。只有从价值论角度来审视，才能对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于保护被指控者基本权利的立法设计有较深入的理解。这说明了刑事诉讼法体现了价值论的一般原理，价值论对刑事诉讼立法以及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根本指导作用。
其四，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不是对立的原则，二者统一于刑事诉讼中。我国在对待无罪推定原则问题上，有人认为无罪推定原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不能在我国实用。“我们坚决反对有罪推定，但也不是西方那种无罪推定，而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判决有罪前推定为无罪。因为，如果这样规定，在法院判决前推定为无罪，那么侦查机关为什么还要进行侦查？！为什么还要采取强制措施？！既然推定为无罪，那么检察机关为什么有的还要审查起诉？！法院为什么还要开庭审理？！我们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在法院判决有罪前，不能说是罪犯，但也不能说就没有犯罪嫌疑，而是实事求是，进行侦查，客观地依法收集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各种证据，是否犯罪，最后由法院根据事实来审判确定。”[2]
我们不认为强调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不能在刑事诉讼中搞无罪推定，强调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这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的背离。因为我们知道实事求是是我们认识任何事物的根本方法，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也必须遵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而无罪推定原则是确定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一项法律原则，即国家在行使刑罚权的时候，通过宪法和法律将这一权力交给特定的机关来行使，并在宪法和法律上肯定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的无罪地位，使其能以主体资格参加刑事诉讼与国家进行平等、理性的争辩。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民主的解决争端的机制，从而体现现代司法的公正性与民主性。假如没有这项原则或不明确肯定这项原则，国家不承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无罪的主体身份，甚至国家专门机关可以任意怀疑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这样一来，任何公民都有可能被某些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以有罪之名而任意处分，这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恣意和滥用，公民个人权利不保的险境。这势必造成司法专横，冤狱遍地的悲惨情景。从而根本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同理，强调无罪推定原则，肯定涉讼公民的诉讼主体身份，并不意味着就不强调实事求是地进行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工作。而是更加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案件认识活动。这两项原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规范刑事诉讼行为，为其提供理论指导与行为规范。如果单从实事求是的认识论角度去看待无罪推定原则，当然会得出比较荒谬的结论，即如果推定为无罪，那为什么还要侦查，还要审查起诉，还要开庭审理的问题。无罪推定原则涉及到哲学价值论问题，任何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问题用认识论方法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无能为力的。例如：在不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无论怎样用实事求是的方法，都不能为此类案件找到解决办法的，必须根据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基于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的需要，对被指控者作出无罪判决。总之，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统一的、互补的，共同规范着刑事诉讼行为。
二
刑事诉讼活动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受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核心的实事求是原则当然对刑事诉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活动又是一项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争端的裁判活动，一项法律实施活动，受到国家宪法原则的约束，程序法的严格限制与规范。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确认国家与个人关系的一般原则，它肯定了公民个人的无罪的人格主体地位，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人权保护原则已被绝大多数国家纳入宪法和法律中，作为价值论的一般原则对指导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绝对的价值。
鉴于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凡是涉及刑事诉讼的认识活动，必须充分尊重实事求是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凡是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事项，必须尊重价值论原理，进行价值选择。凡是刑事诉讼活动，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必须以无罪推定的一般原则为指导，在观念上必须树立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个人是无罪的，他们都是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推进和诉讼目标的实现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必须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根本指导原则，平衡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和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并制定和严格实施具体的行为规则。
结合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在处理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关系时，问题不在于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强调和贯彻上，而在于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上，在于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的辩证统一上。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方法论，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同样始终遵从了这一原则。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强调实事求是原则，但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其它原则，乃至认为提出其它原则就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背离。对具有同样指导意义的原则，将其中一个强调到极致，而将其中另一个彻底否定，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不可缺少的一项原则，是依法治国的一项根本指导原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座宏伟大厦的中流砥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和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民主理当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更加协调。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个人有更加广泛的个人权利，更能够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使其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作为规范国家权力，确认国家与公民个人关系的无罪推定原则，我们岂能以这个原则是资产阶级刑事诉讼法采用的，就认为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就武断地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绝对不能使用，就必须另外寻找比它更好的原则来代替它。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是资产阶级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但是，此项原则既不为资产阶级所独创，也不为资产阶级所独有。因为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则。[3]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人类社会法制和法律思想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司法民主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进程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并将继续发挥这种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难道要将具有如此关键价值的法律原则加以抛弃吗？难道我们宁愿寻找一项替代原则或者将不同性质的原则加以强化就能将它取而代之吗？这样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所为的吗？
我们认为，为了早日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而不同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还不具备将无罪推定作为原则从立法上加以规定的条件”， [4]因为这种“条件论”说法仍然是在为我国现行法律抱残守缺寻找合理根据，不利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因为“承认法律的多元化不能因此而否认公理的一元性，承认基本原则的延展性（弹性）不能否认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5]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公理性原则已经超越国家、制度界限，对世界各国法治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有全面地系统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完善程序法律，国家权力才能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关系才能明确化、平等化。唯有如此，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才能真正以诉讼主体身份参加到诉讼中，共同推进刑事诉讼的完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端才能在民主的氛围中理性地加以解决。为此，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论意义将得到彰显：公民个人有了与国家权力进行理性对抗和争辩的武器，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将得到确实有效的保障，所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将能够积极地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辩护权，有效地影响着裁决的形成。他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保持沉默，也可以积极地为自己辩护。国家控诉机关不能够存有涉及刑事诉讼的公民有罪的观念，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职权，必须将涉及诉讼公民的犯罪事实证明到刑事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否则，裁决者将作出无罪判决，以结束这场争端。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不妨碍实事求是原则的贯彻，而且更加强调实事求是。因为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在进行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允许存在被指控者有罪的观念，不允许有违反程序法规定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行为。各诉讼主体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收集、审查和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据，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完成诉讼，解决争端，实现公正。在对刑事诉讼过程进行认识的时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收集证明被指控者有罪、无罪的各种证据。一旦遇到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问题，就应当借助体现价值论原理的无罪推定原则作出选择。例如：被指控者在面临侦查人员提问时，要不要回答的问题。这涉及价值判断，因为根据无罪推定的要求，被指控者是无罪的公民。从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出发，回答与否是他的权利，法律就不能设定其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某些刑事案件在规定的侦查期限内无法找到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证据或证据不够充分，如何解决此类案件的问题，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再如：对于一审案件中检察机关撤诉后重新起诉与法院自行改变罪名的情况，应当本着保护涉及诉讼公民的辩护权利，进行严格限制，对于二审案件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基于无罪推定，直接作出无罪判决而不应该发回重审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刑事诉讼活动中离不开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实事求是原则与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二者在促进刑事诉讼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当然，根据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基本地位与相互关系原理，若在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事实发现与权利保障的二难选择时，应当根据价值论的最高指导原则作出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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