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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老年人保护条例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8月19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养老的优良传统，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三条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责任。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
第五条 每年农历九月九日为本省老人节。
第六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参加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限制和干涉。
第七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禁止侮辱、诽谤、虐待、遗弃老年人。
第八条 老年人享有受赡养扶助的权利。子女对父母，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必须履行赡养义务。负有赡养义务的子女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赡养义务人。
夫妻双方应当关心尊敬配偶的父母，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配偶对其父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
第九条 赡养义务人必须保证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赡养义务人家庭的生活水平。
与老年人同地生活的赡养义务人必须承担老年人力不能及的家务劳动。与老年人异地生活的赡养义务人必须对老年人的生活给以妥善安排。
对患病或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义务人必须给予治疗和照料。
农村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责任田和自留地，赡养义务人应当负责耕种和管理。
与赡养义务人分开生活、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有权要求赡养义务人付给赡养费。
第十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其子女或他人不得干涉老年人结婚、离婚或再婚。
第十一条 老年人的合法住房，其子女或他人不得强行挤占。老年人与赡养义务人共同居住的，赡养义务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老年人迁居。老年人与赡养义务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义务人必须安排好老年人的住房。
离休、退休老年人的住房，应与其所在单位的在职人员同等对待。
第十二条 老年人的合法收入和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破坏。
老年人离婚或再婚时，有权依法处分其所有的财产。
老年人用立遗嘱等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或者依法与他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其子女或他人不得干涉。
第十三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继承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属遗产以及接受遗赠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四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其子女或他人不得侵犯。
第十五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扶助的权利。
城镇无赡养义务人、无经济收入的老年人，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定期定量救济。
农村无赡养义务人、无经济收入的老年人，按有关规定，由乡、村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制度，保障其生活不低于当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对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五保”老年人送敬老院集中供养或由村、组负责落实到户供养。
百岁以上的老年人，由其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按月发给保健生活补贴。
第十六条 离休、退休老年人依照国家规定享有的待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降低标准或取消。
第十七条 离休、退休老年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从事社会劳动和社会公益活动，所得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第十八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休息的权利，其子女或他人不得强迫老年人参加力不能及的劳动。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老年人福利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发展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事业，支持敬老院、福利院和老年人公寓等福利设施的建设。
鼓励单位、组织和个人兴办为老年人服务的福利事业。
第二十条 医疗卫生部门应当加强老年人医疗保健和老年人医药学研究工作，逐步设立老年病门诊、老年病房和老年家庭病床，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
第二十一条 工业、商业部门应当重视生产、经营老年人需要的商品，增加为老年人服务的项目。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健全为老年人服务的设施和制度，为老年人乘车、乘船等提供便利条件和优质服务。
第二十二条 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和体育部门应当发展老年人文化、教育和体育事业，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文化馆（站）、俱乐部、公园、体育场等单位要为老年人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提供方便。
第二十三条 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单位应当开展敬老、爱老、养老的宣传，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揭露、批评。
第二十四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开展敬老、助老活动，做好敬老、爱老工作。
学校要对学生进行敬老、爱老的道德教育，培养青少年敬老、爱老美德。
第二十五条 老年人应遵纪守法，自尊自重，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正确处理与子女、亲属、邻里的关系。
第二十六条 赡养义务人拒不履行赡养义务，是单位职工的，老年人可以要求赡养义务人所在单位从赡养义务人的收入中扣付赡养费；是农民或城镇居民的，老年人可以要求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责令其付给赡养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予协助。
第二十七条 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和检举、揭发。
老年人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控告。
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组织，对涉及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检举、控告，应认真对待，不得推诿、拖延。
第二十八条 对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敬老、爱老、养老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组织、家庭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情节轻微的，由所在单位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侵犯民事权益的，依法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由县级以上监察部门或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单位主管负责人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8月19日
“钉子户”事件的呐喊
广西 李钢

网络、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的处理尘埃落定，披着自愿和解的飘忽外衣落下帷幕，凝聚了媒体的莫大关注，积攒了政府的多少“苦心”，千方百计之下总算使在《物权法》光环下得以艰辛挣扎的“钉子户”事件暂时平息，但“钉子户”事件折射出的法律、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却又何其多哉，对该事件的探讨依然在继续。就如救国救民时期对国民的爱国呐喊一般，“钉子户”事件释出了对法制的呐喊。
一、 公共利益如何正确界定。
反思嘉禾事件、钉子户事件，政府在对土地征收、征用的过程中，“公共利益”都成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野蛮拆迁、强行侵吞的“挡箭牌”，为“公共利益”牺牲小我的利益是政府的不得已，这是某些官员所谓的冠冕堂皇的籍口。
我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第十三条第三款又一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就强调了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依法性，正式确立了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界定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确认了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宪法精神，不得因公共利益而无端使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而必须通过经济补偿、换物易地等方式平衡两种利益。那么公共利益究竟如何具体界定呢？依上条宪法条款规定可知立法机关才是有权界定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因此某区政府所谓的城市规划这一“公共利益”使政府迫不得已就有待商榷，规划的科学性、征地的必要性以及征收的面积都很神秘，一切都是某些官员和开发商在操作。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在没有或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直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实行土地征收、征用，或者对公民财产实行征收、征用，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除非有立法机关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主体，只能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来实现法定的公共利益目标。就此而言，行政机关如果在缺乏法律授权时自作主张，擅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显然超越权限，毫无法律依据。
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有关土地征用、征收或者公民财产征用、征收的行政决定时，只能严格依据法律；如果行政机关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却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证明其所实施的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那么这种行为就只能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二、对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定位偏差。
公民的生存权、居住权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国家尽最大努力对之给予保护，绝对禁止任何机关、组织、个人予以侵犯，即使在个人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坚持利益平衡的原则，高起点地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需要个人利益作出让渡的，就必须依法对之给予合理公正的补偿，找到两种利益间的平衡点。而“钉子户”事件中房地产开发商在未与住户达成一致的拆迁协议前，就擅自动工挖地基，直至杨武一家容身之处成为一座“孤岛”，风雨飘摇中承受着开发商断水断电手段的煎熬，谁赋予了开发商强行拆迁的权力？又是谁赋予了开发商肆意断水断电的权力？重庆市政府尚不具有未经协商而暴力拆迁的法律权力，何况开发商并不代表政府，也未有法律的授权，一个无权的经济主体打着法律的公共利益大旗，使一个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上下而求索”，凄然屹立在开发商以合法外衣设下的重重困境，何其荒谬，何其凄怆。地位崇高的人民宪法致力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正在遭受经济利润航母的炮轰，没有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应得的保护，于正致力法治建设的我华夏社会是何其的讽刺！
三、法院的角色偏差
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构，担负着息争止讼、保护合法权益的职责，其处于中立的判断裁决地位，在法治社会的中国，其在权衡各方利益时应当首要考虑和保护的是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弱者的合法权益，尤其在房屋拆迁这样的社会敏感问题上不能轻易介入，更不能在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文件对强制拆迁做出明确规定前而判定限期拆迁，甚至是强制拆迁。德国的“风可进，雨可进，皇帝不可进”的判例，英国的300万美元天价房屋拆迁赔偿款判例，还有西方国家开发商不诉诸法院而承担改变规划设计后果的先例都应该让我们的某些法院感觉汗颜。法院是独立的审判系统，不是政府的经济建设助手，不能受政府凭借发展经济、亮化城市等借口的左右；其还应该是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神，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卫士，一方面在当事人正在致力协商之际不应过早介入，另一方面在商业利益与公民权益发生冲突需要法院裁定时，要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说老百姓的权益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都应该是我们法院的失职。